郑太子华言于齐桓公，请去三族而以郑为内臣。公将许之。管仲不可。公曰：「诸侯有讨于郑，未捷，苟有衅，从之，不亦可乎」？管仲曰：「君若绥之以德，加之以训辞，而率诸侯以讨郑，郑将覆亡之不暇，岂敢不惧。若总其罪人以临之，郑有辞矣」。公辞子华，郑伯乃受盟。

苏子曰：大哉，管仲之相桓公也。辞子华之请，而不违曹沫之盟，皆盛德之事也。齐可以王矣。恨其不学道，不自诚意正身以刑其国，使家有三归之病，而国有六嬖之祸，故桓公不王。而孔子小之，然其予之也亦至矣。曰：「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」。曰「仲尼之徒，无道桓、文之事者」，孟子盖过矣。吾读《春秋》以下史，得七人焉，皆盛德之事，可以为万世法。又得八人焉，皆反是，可以为万世戒。故具论之。太公之治齐也，举贤而尚功。周公曰：「后世必有篡弑之臣」。天下诵之，齐其知之矣。田敬仲之始生也，周史筮之，其奔齐也，齐懿氏卜之，皆知其当有齐国。篡弑之疑，盖萃于敬仲矣。然桓公、管仲不以是废之，乃欲以为卿，非盛德能如此乎？故吾以谓楚成王知晋之必霸，而不杀重耳。汉高祖知东南之必乱，而不杀吴王濞。晋武帝闻齐王攸之言，而不杀刘元海，苻坚信王猛，而不杀慕容垂。唐明皇用张九龄，而不杀安禄山。皆盛德之事也。而世之论者，则以谓此七人者，皆失于不杀以启乱。吾以谓不然。七人者，皆自有以致败亡，非不杀之过也。齐景公不烦刑重赋，虽有田氏，齐不可取。楚成王不用子玉，虽有晋文公，兵不败。汉景帝不害吴太子，不用晁错，虽有吴王濞，无自发。晋武帝不立孝惠，虽有刘元海，不能乱。苻坚不贪江左，虽有慕容垂，不敢叛。明皇不用李林甫、杨国忠，虽有安禄山，亦何能为。秦之由余，汉之金日磾，唐之李光弼、浑瑊之流，皆蕃种也，何负于中国哉，而独杀元海、禄山乎。且夫自今而言之，则元海、禄山，死有馀罪，自当时言之，则不免为杀无罪。岂有天子杀无罪，而不得罪于天下者？上失其道，涂之人皆敌国也。天下豪奸，其可胜既乎！汉景帝以鞅鞅而杀周亚夫。曹操以名重而杀孔融。晋文帝以卧龙而杀嵇康。晋景帝亦以名重而杀夏侯玄。宋明帝以族大而杀王彧。齐后主以谣言而杀斛律光。唐太宗以谶而杀李君羡。武后亦以谣言而杀裴炎。世皆以为非也。此八人者，当时之虑，岂非忧国备乱，与忧元海、禄山者同乎？久矣，世之以成败为是非也。故凡嗜杀人者，必以邓侯不杀楚子为口实。以邓之微，无故杀大国之君，使楚人举国而仇之，其亡不愈速乎！吾以谓为天下如养生，忧国备乱如服药。养生者，不过慎起居饮食、节声色而已。节慎在未病之前，而服药在已病之后。今吾忧寒疾而先服乌喙，忧热疾而先服甘遂，则病未作而药已杀人矣。彼八人者，皆未病而服药者也。

《魏氏春秋》云：「夏侯玄著《乐毅》、《张良》及《本无肉刑论》，辞旨通远，传于世」。然以予观之，燕师之伐齐，犹未及桓文之举也，而以为几汤武，岂不过甚矣乎？初，玄好老、庄道德之言，与何晏等皆有盛名。然玄陷曹爽党中。玄亦不免李丰之祸。晏目玄以《易》之所谓深者，而玄目晏以神。及其遇祸，深与神皆安在乎？群儿妄作名字，自相刻画，类如此，可以发千载一笑。

人能碎千金之壁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；能搏猛虎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。

伏见代州寨主吴太初以捕获私盐决讫撤去殿直，田梦泽于公廨课子弟种麦半亩，咸以赃罪不许叙用。窃惟天下群官，如此类甚众。虑涉秋荼之繁，仰玷春台之化。欲望委刑部自今群臣除故枉法受赃外，其因事计赃，情可悯者并奏裁。

或问于翰曰。昔诸葛亮拥膝南阳。为梁甫吟。自比管仲乐毅。州平元直以为信然。虽涯量罕窥。而遗迹可见。夫此三名臣者。亦有优劣乎。愿闻其说。翰辞不敢对。至于再三。问者固请。不得已而应之曰。岂易言乎。岂易言乎。夫目小者不足以论大。体近者不足以量远。奈何泛议大贤。然执律管者可以候四时之徵。测日晷者可以知千里之度。察微观著。由虚考实。傥容寄言象于斯矣。如仆所揣。则管不逮乐。孔明其伯仲之閒与。问者曰。何为其然也。昔管仲相桓公。九合诸侯。一匡天下。兴齐定霸。尊周勤王。功其懋哉。仁亦至矣。孔明收荆州散败之馀。建策通吴。合从破魏。奉先主西入剑门。下车而三分天下。翊戴后嗣。缵修旧勋。刑政孚于偏方。威德振于中夏。虽短祚中否。而王业殆成。乐生一为燕将。才胜齐师。挫衄于二城之閒。狼狈于两国之际。军不振旅。身卒奔亡。子独推而崇之。冠于二贤之首。诚所未喻。其有说耶。翰应之曰。子之所问者末与。语功则信然。语才则不尔。夫才生于代。功与运成。固有才优而功微。运合而才劣。先当格以道德。合于终始。审其邪正。观其去就。然后事可明也。夷吾当既乱之时。辅有过之主。功济诸夏。泽被生人。信为美矣。然邀功事雠。务入之情速矣。肆奢越礼。盈量之意见焉。故仲尼虽称其仁。终小其器。止于霸者之佐。殆非王臣之良。孔明从容。三顾后起。筹画必当。缔搆必成。事屯而业亨。主闇而国治。兵弱而强邻畏服。功大而本朝不疑。斯亦难矣。然窥其军令。迹其用法。必俟中原克复。然后厚赏宽刑。元德常称马谡言过其实。不可大用。卒致丧败。斯所谓济于事而未全于道。得诸已而未审于人。乐生一战举齐。二城未下。待之以德。收之以礼。舍权变于攻取之际。行王道于军旅之閒。事虽不成。业亦宏矣。向使昭王不死。惠王不疑。则其功未可量也。夏侯太初论之详矣。及其逃燕之责。亡而奔赵。赵王问以图燕之策。乐生流涕而对曰。臣昔之事燕昭王。犹今日之事大王也。千秋万岁之后。尚不敢侵其仆隶。而况谋子孙乎。因弃禄宵遁。善夫长者之言。可谓怀禄不屑其荣。周身不违于道。比诸二子。不亦优乎。主恩非臣下之所图。天命岂生人之所制。安可以功业之成败。断才能之长短耶。且夫运有通塞。命有修短。盖天意也。岂人事乎。昔韩信将伐魏。问得不以周叔为将乎。闻不用。乃大喜。向使魏人用之。则汉师不敢济河矣。然则周叔之才。亦韩信流亚也。终湮灭而无闻焉。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。亦何可胜道哉。翰长兄御史君。体纯至之德。负经远之才。常感愤于周韩之閒。啸咏于管乐之际。守之以忠信。文之以礼乐。蕴弼谐之大略。以康济为已任。进逢国难。谋猷不行。退有家艰。哀毁过礼。官才元士。命止中年。位不登于庙堂。名不书于史册。斯才也。斯运也。谁见三分九合之优劣。辞燕对赵之去就哉。由此观之。断可知矣。问者叹息而退。

汉建安十六年，益州牧刘璋遣法正来荆州，迎先主西往益州。十九年，先主克蜀。二十三年，先主复汉中，武侯自益州来汉中。后主建兴三年，武侯南征四郡。五年，将北伐，上疏曰：「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当帅三军北平中原」。六月，出汉中，营于石马。六年，扬声取郿，由斜谷出，及取天水、南安二郡，叛魏来应，遂辟天水姜维为仓曹掾。七年，遣护军陈戒攻武都、阴平，遂平二郡。九年，出围祁山，参军王平守南围，司马懿来拒武侯，张合来拒王平，至青封交战，遂克张合。十二年，武侯以流马运，遂出斜谷，至武功，据五丈原，分兵屯田。八月武侯殒于军中。其始末未尝至渭源也。建兴十六年改延兴元年，延兴九年姜维出陇西，与魏将郭淮、夏侯霸战，克之。十七年，维又出陇西狄道，狄道令李简举邑降。十八年，维又出狄道，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。十九年，维复出天水，至上邽，为魏将邓艾所破，死者甚众。延兴二十年改景耀元年，六年，魏相国晋文王命邓艾、钟会五道伐蜀，谯周劝后主降魏。以此考之，惟姜维屡至于此。汉中乃高祖始兴、全蜀所恃之地，故武侯两来。既得汉中，乃有恢复中原之意，中原若定，则岐陇以西自归。姜维世家天水，但习西州事机，不知举事本末先后之序，自负雄勇，屡至西陲，虽战有克捷，不能有其地。邓艾以疲兵二万出江油，维举十万之师按道南归，足以擒艾，破艾而还拒钟会，蜀之存亡未可知也，乃迂道入巴，使艾轻进径至于益。自艾、会交怨，而会图异计，乃还维之节，益其本兵，谓长史杜预曰：「姜伯约比中州名士，夏侯太初、诸葛公休不如也」。盖欲说以诱之。会既自称益州牧，遂以维为前将军，乃复教会尽诛北将、坑北兵，而密通书后主，令忍数日之辱，使社稷危而复安，日月幽而复明。谋泄被诛，计亦晚矣。予观武侯，先主初就见，一语而霸业遂定，悬衡吴、魏，使二国不得偏重，志虽不展，天下至今仰之。姜维才非亮比，乃欲继其高躅，民劳士怨，致谯周有仇国之论，蜀亡虽非尽系于维，亦安可以逃罪也？武侯于此立祠，考之旧史，不见其事迹，故备书之，更俟多闻者博访焉。

吴太初象先，今为单州单父人。父祐之，从事广州，勤事死州外瘴沴地。象先以丧至州下，亦死，年三十一岁。三试于礼部，不中。余与之善。后七年，其弟景初来，视余于临川，庆历六年也。余思象先，如初失之，为之追考其为人，为辞以哀之曰：

越山如鳞兮远海而穷，势阻以偏兮毒潜其中，子之自重兮卒与此逢。我知子初兮其父之从，为其子孤兮吾未之恫。孰神之苛兮又速子终，嗟嗟乎然兮维戚吾衷。维子之生兮顺祥于宫，父母之欢兮兄弟以雍。出与人游兮有守有容，其材甚良兮剞劂又工。一日而弃兮卒偶蒿蓬，云谁不死兮万古一空。吾辞传子兮无有春冬，子夭且屈兮犹寿而隆。

右《乐毅论》一篇，乃晋中书令献之字。子敬居幼学之岁，其父右军谓其书性过人，足以传嗣家法，手书此篇并《笔势图论》以授之，顾曰：「此，书之祖宗，玩习有成，他皆可能也」。至其学力及父子之间能明相继，轾后轩前，无有伦拟。粤自初刻，垂范于兹，虽更历朝，此名不朽，非有神物拱护，则好古之士恶能宝而有之、见而识之者哉！近世欧阳先生指其石传于学士高公绅之家，绅死，子孙以质钱于富人，富人失火，墨本幸留人间，友人曾君辉中得以致予。反覆遗踪，痌然载怀，遂用移石，藏于逊阁，世世子孙，得用循学，不以仅记姓名为自足也。夫书虽曲艺，非精心致志，莫能造妙，如劳力废晷，无补于物。通其道者，不犹愈于围棋击鞠，而自谓胜选，斗鸡载猃，而外诩歉快也哉！故书其后，倘来者观之而自勉也。

吾观夏侯太初之论乐毅，称毅之书，谓伊尹放太甲而不疑，太甲受放而不怨，以知毅之心不止于兼并，而称毅之不取莒与即墨，谓明信义于天下，将纵二城而降之，以为王业之所起。呜呼！何其言之过欤！毅，战国之雄耳，其智岂足以知王者之事哉？一说昭王而平齐，复其数年之仇，毅之才尽是矣，何以知毅之有心于王者之事哉？且以战国之际，士驰说以干时君，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动人，其所说一切不出于情实，则毅之称伊尹、太甲之事，是果其心欤？且毅将燕师，一战而破齐，虏获其重器而逐其君。燕国之弱小，而五岁勤师于外，亲所下者凡七十馀城，则士卒亦少敝，而国之转输应接亦少劳矣。故顿于二城之下，盘桓而不能取，且不终毅之计，而骑劫代之矣。由是观之，毅之不拔二城者，是力有所不足，未得尽用其计谋。而考毅之用心，固未始有纵二城以收民明信而有意于王业之事也。且毅尝一至临淄，尽取齐宝、财物、祭器，输之于燕。而下七十馀城，其所杀伤不知几何！而即墨之大夫出死于战，齐民之视毅不啻若寇仇。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示民，毅之为计必不若是之愚者。且方是时，田单守即墨，单善为兵，故其守即墨固而不易拔耳。何夏侯生之妄论也！司马迁称异时事类苏秦者皆附之秦，故战国策士之所载多不足信。而迁之所载毅事未始有此，故予皆不信之。

夏侯太初处死生祸福之际而不动，名不虚得也，而遇非其时矣。二子之死义，乃与太初同命，尚何憾乎！